“诸位都听说了吧，近日我大宋四处冒出玻璃作坊，现如今，玻璃卖的很是红火，我手里有一份玻璃配方，便为大家寻找一个财路。
据我所知，密州团练里面有两个工匠师傅，会摆弄玻璃这玩意，知州大人（苏轼）还担任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事，我便动用知州大人的官印，从密州将这两个玻璃匠调到杭州，由这两位玻璃匠做师傅，开办我杭州府衙所属的玻璃作坊。
我计算了一下，开办一个中等规模的玻璃作坊大约需要一万贯，此外还需要场地、人手。场地一项，我听说杭州职分田很丰厚，每人都有数十顷，甚至上百顷。我们且拿出来十顷地盖作坊。杭州地处港口，制玻璃用的料可以直接海运，货物也可通过大运河四处销售。
所以，我们便以一万贯资金做投资，占50的股本，杭州团练出牢城营，以杭州监牢里的健壮囚犯为劳力建设玻璃厂，算20的股份，府衙出官田，占10的股份。两个玻璃老师傅，每人各占一成股份。
这座玻璃坊动用官田，动用团练，总得算来，也算是府衙的官产。此事运筹在我，我出五千贯，算是掌握25的股份。剩下的五千贯算25股份，也就是五千贯资金，由县衙的各级官吏衙役认购。每人出多少钱，由你们自己衡量财力，一个铜板不少，一千贯钱不多。但出多少钱，我们到时候按份额分红……
除此之外，各位的职分田都交出来吧，我打算试种一些新物种，每年但有收益，我和你们三七分账，我三你七。我的七分里还要拿出四分，分给种田人，所以最终的分账法是你我各三，总共六分，我们与种田人四六分账……”
赵兴又简略的解释了一下他刚才说的几个新词，然后留给大家去思考，自己跟高俅走到一边喝茶聊天。
他原本以为，五千贯庞大的数额会让人心存怀疑，但他没想到，玻璃的诱惑实在大，大家听说是要制造这种神奇玩意后，不一会，五千贯的额度已经认购满了，争执一番后，最终商讨的结果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处理——按照级别，分配股份。
玻璃这玩意在中国从来就是高科技技术，即使在现代，清澈透明的含铅玻璃也被叫做“人造水晶”，它不是以玻璃的价格出售的，而是以珠宝的价格来衡量的。
今年一年，大宋朝冒出十几个玻璃作坊，他们的产品最终还是按照珠宝的路子走高档路线，并没有像赵兴预期的那样，普及开来。所以，思前想后，赵兴觉得有必要将玻璃的暴利削薄，是它逐渐走向平民化……
前不久，他捐献玻璃器皿的事情，曾遭到苏轼的强烈反对，也让他认清了这点，所以，他干脆利用官方的力量，把玻璃这项旧石器时代的技术彻底做廉，令它廉价到平民百姓用得起。
宋代有官窑，还没有官方玻璃坊，赵兴这里要办的就是大宋第一个官办玻璃坊，这次，他把全杭州的在职官吏都绑在了一起，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团体。
至于玻璃坊具体股份分配问题，赵兴没有参与争论，当然，他一下子占去了25的股份，其余的官吏也不想他过多的参与，只是因为主意是他出的、工匠是他找来的，配方是他掌握的，大家不好要求他削减。
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，各地属官按照职务级别划分好了出份额，由于这一企业带有浓浓的官办气氛，所以赵兴也顺理成章规定：官员一旦退职，必须强制出售自己的股份，而后给新官腾出空位……
这其实是项“廉政公约”，通过这一官办福礼机构，他将全杭州的官员绑到了一起，使得官员贪污成本直线上升——一旦官员因贪污去职，那么强制出售的股份，很可能以地板价被后任官员接手。
杭州官员热火朝天的讨论着分红方案的时候，高俅拉着赵兴悄悄走出衙门，他把赵兴领到一处农田，指着遍地的庄稼，不依不饶的继续着他刚才的问题：“离人，你说，杭州明年还会大旱吗？今年冬季会不会也像去年一样，雨雪不正常？”
田地边停放着几个龙骨水车，水车正由几个农夫踩踏着往田里灌水，旁边几个灌好水的田地里，几个农夫正推着秧马往田里播种着冬麦。
这龙骨水车赵兴知道，日本人说是苏轼发明的，并且认为龙骨是现代工业传送带的始祖，因而苏轼也应该是现代传送带之父——对日本人这一说法，中国历史学家很不自在，他们认为龙骨水车不是苏轼发明的，但因为中国专家可信度太低，所以他们的话直接被日本人无视，也被国际社会无视。
不过，在那场争论中，赵兴倒是是私下里认为，或许中国专家撒谎率高达99.99，但关于龙骨水车这事，很可能他们说对了……但这不关赵兴的事，他没兴趣去追究。而当时的大宋，确实认定：苏东坡为了帮助杭州抗旱，划时代的发明了两项农业技术——“龙骨水车”与“秧马”。
苏轼发明的秧马并没有流传到后代，甚至连图纸都没有流传下去，只是杭州县志以及宋代的一些书本中，记录了苏轼看到杭州老百姓插秧时弓着腰，很累，所以，这位博学多才的制科状元特地了这种可以令人直着腰插秧的工具。
赵兴不知道后世关于秧马的争论，他现在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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