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两种理念的分歧
众所周知,江东四杰--周鲁吕陆在吴国的地位十分特殊,他们并不一定涉足东吴的内政事务,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的发言力,在梳理孙刘关系史时,将他们的言行及态度理解成对刘关系的风向标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而事实上,我们也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相对对刘备集团的态度而言:周瑜与吕蒙较为激进的言行几近于鹰派,而鲁肃鲁子敬的对内对外态度显然是鸽派的代表。
周瑜就曾建议趁刘备来了江东,将他软禁起来,以便遏制刘备势力的发展,甚至在特定时期可以“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”。只不过孙权因为顾及曹操,也担心刘备不是那么容易控制而没有采纳。1
如果说周瑜的抗刘思维仅仅流于计划的话,那么吕蒙的抗刘思维就是实实在在的付诸行动了:从白衣渡江到夺荆州;从擒关羽到彝陵之战…,孙刘联盟至此可谓彻底崩溃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不少人对吕蒙颇有偏见,更有人将吕蒙称作破坏联盟的罪魁祸首。暂且不论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,至少能说明大多数人对孙刘联盟所持的态度。
而与周吕二人的思维明显不同的是,鲁肃的理念在于联刘而非抗刘,这样的理念也自始至终指导着东吴的对刘关系,一直贯彻到鲁肃逝世的那一刻。除去赤壁之战前的事迹,鲁肃联刘的理念还可以在很多地方都能够了解到:比如曾建议将荆州的江陵郡借与刘备;在孙刘发生摩擦的时候也尽力从中调和等。2而事实上,在鲁肃去世之前,孙刘联盟尽管不是那么的牢固,甚至有一次差点分崩离析。3但是,在鲁肃为代表之鸽派的努力下,联盟还是得以维持,至少在名义上的维持。
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,如果硬要将孙权阵营中的文臣武将划分成鹰派鸽派的话,诸葛瑾也勉强可以算是一位鸽派人物,因为很多时候他充当了挽救孙刘联盟的和谈使臣的角色。4
表面看来,事情似乎已经明朗化:以鲁肃为代表的鸽派高瞻远瞩,试图借力打力,为孙刘联盟的建立和稳固用尽毕生心血,而周瑜吕蒙等只顾眼前利益,破坏孙刘联盟,尽管一时获得了荆州,但引得刘备东征,最终,两败俱伤,曹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。
二、内外环境的变迁
然而,事实真的会是那样简单么?
首先,无法将江东四杰当中的最后一位--也就是陆逊定位:若说是鸽派,但吕子明偷袭荆州不仅有他参与策划,甚至还有他亲身参战,可谓直接参与了破坏联盟的行动,很明显与鸽派的性质格格不入。若说是鹰派,那么依照鹰派的风格,他没道理又是吴蜀第二次联盟的缔造者之一,更没道理还为了配合孔明北伐而出征曹魏。5
当然,仅以陆逊一人是远远没有说服力的,何况人是可以改变的。但我们同样要认识到人之所以改变,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环境的改变,陆逊反复矛盾的态度,正是因为内外环境的改变。
就外部环境而言,主要由刘备、曹魏两个方面有机构成。
陆逊随吕蒙夺取荆州之时,刘备再不是从前那个落魄的贵族了,此刻的他正处于其霸业的鼎盛期,夺取汉中、自称汉中王、北伐樊城…,这一切无不使得举世震惊,以至于使得曹操居然都有了“迁都避锋芒”的打算。然而,担心刘备势力膨胀的并不只有曹操一人,此时此刻,远在建业的孙权表面上尽管气定神闲,但内心的世界一定是恰好相反的。乱世的经历一次次提醒他,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。就比如那次,好不容易盼得长江彼岸的多年宿敌刘表灭亡,但是却又多出了曹操与刘备两大劲敌。所以这次,孙权不得不担心历史会重演,曹操势力削弱的同时,却也助长了刘备势力的膨胀,为日后的霸业增添许多不可预测因素。更为重要的是,此时此刻身在荆州的关羽的傲慢言行多少带有挑衅的味道,诸如抢米、拒婚等行为本就难让人容忍,何况对象是以气量小著称的孙权。
而彝陵之战之后,蜀吴两国的实力都有很大的削弱,两国必须联合才和曹魏有抗衡的可能性,无论是刘备、诸葛亮还是孙权、陆逊都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,于是,孙刘第二次联盟此时得以重新建立,也算是顺理成章。6
就曹魏方面来说,赤壁之战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临时组建的孙刘联盟,在战后初期仍然奏效,这是因为曹操的威慑力尚存,一个很有力证明是,“(建安)十六年…闻曹公将来侵,作濡须坞”--《三国志·孙权传》。所以孙权甚至不惜用自己的亲妹妹来稳固这个联盟。
由于孙刘联盟的存在,所以赤壁战后的曹操将兵力与精力投入更多的地方是大西北,即是对马超韩遂的攻防策略以及后来收汉中之役,同时应付东北乌桓以及内部的叛乱(比如:王必平耿纪许昌之战和曹仁破侯音宛城之战),对孙刘方面采取策略的是且只能是战略防御。所以,在孙刘第一次联盟的十年间(209-219),孙曹之间六次战役(江陵之战、皖城之战、两次合肥之战和两次濡须口之战)的发动者均是孙权方,换而言之,曹魏对其孙吴的威胁相对不大,同时赤壁之战的隐痛已经渐渐淡去,所以即便和刘备翻脸,曹魏也未必能够抽身趁火打劫,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,孙权当时才可以下定决心。
以上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析,从内部环境来看,在这十年间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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